張婉瑩與共產黨的老本行

洛杉磯機場的一次逮捕、一部被統戰徵用的"情書"電影，以及一個把海外華人當作提款機、掩護和炮灰的政權

作者：Fedor Vostin

一班沒能登上的上海航班

10 月 4 日星期天，FBI 探員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攔下了一名 34 歲的加州爾灣房地產經紀人，當時她距離登上飛往上海的航班只剩幾分鐘。張婉瑩（Wanying “Heather” Zhang），一名入籍美國公民，被控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登記代理人行事。

根據 FBI 的宣誓書，張婉瑩於 2025 年 6 月在長沙的一個私人包間裡，從一名中國政府官員那裡接受了任務。2025 年 9 月，她前往西雅圖地區，涉嫌拍攝一名年輕工程師及其家人的住宅和車輛，並通過微信把照片、視頻和車牌號碼發給她的上線。美國執法消息人士指出，目標是臺灣總統賴清德的兒子賴廷與。臺灣總統府稱這是一起典型的跨國鎮壓案件。

此案將進入司法程序，在判決之前，張婉瑩依法被推定無罪。但這個故事中有一部分在四十八小時內就已經塵埃落定，而且答案不是來自華盛頓。

10 月 6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被問及此事。他說自己不瞭解相關情況，並稱中方一貫反對炒作所謂"中國間諜"對華汙衊抹黑。

沒有猶豫，沒有好奇，只有一扇門關上的聲音。無論張婉瑩是誰，她被指控為之效力的那個國家，已經不再認識她的名字。

同一個部門，同一年

同一個外交部，今年還忙於一項截然不同的任務。

7 月 6 日，它邀請了來自 74 個駐華使館的約 150 名外交官觀看一部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以潮汕方言為主的小成本劇情片，講的是"僑批"，即當年在東南亞謀生的移民寄回華南家鄉的書信與匯款。片中，一位泰國女子用十八年時間不斷寫信、寄錢給中國的一位阿嬤，讓老人始終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不在人世。這部電影於 4 月 30 日上映，票房已超過二十億元人民幣。

一位外交部部長助理對在場的外交官說，希望他們通過這部電影更好地讀懂中國。中國駐外大使在吉隆坡和馬尼拉主持了首映。在馬尼拉，大使說這部電影能讓觀眾看到"中華民族"的美好品格。

在國內，這臺機器運轉得更加直白。在安徽，一個區委統戰部組織歸僑僑眷集體觀影，其公開表述的目的之一，是團結引領海外僑胞主動投身家鄉建設。在湖南，一所市委黨校組織整個春季主體班去電影院，要求學員"從統戰視角"感悟影片。全國各地的僑聯、黨支部和國有單位成批包場。

無論創作者的初衷是什麼，黨已經把這部電影變成了一件統戰工具。在同一年裡，同一個外交部做了兩件事：它與一名被控為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的女子撇清關係；它又大張旗鼓地說服東南亞移民的孫輩相信，他們祖輩的書信說到底是寫給北京的。

這兩件事並不矛盾。它們是同一門行當的兩隻手。

老本行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它於 1921 年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資金支持下成立，而共產國際正是莫斯科輸出革命的機構。它的第一項任務不是贏得選票，而是建立效忠於一個外國總部的秘密網絡。

這套方法早已在俄國驗證過。1917 年，列寧在德國協助下穿越戰時德國，因為柏林算過賬：一個布爾什維克到了彼得格勒，抵得上一個陸軍師。此後，布爾什維克建立起定義蘇聯統治的整套機器：地下支部、政治警察、對外情報、外圍組織，以及把每一種人際關係都視為潛在控制渠道的習慣。

中國共產黨在統治任何一個省份之前，就已經學會了這門手藝。滲透、統戰，在海外培植同情者，這些都不是它性格的扭曲，而就是它的性格本身。張婉瑩被指控執行的任務，不是這個黨歷史的偏離，而是這部歷史中的一頁。

黨對那些書信做了什麼

電影把僑批講成一個關於愛的故事。黨自己的檔案講述的，卻是一個關於金錢與恐懼的故事。

1950 年代初的土改中，廣東、福建僑鄉的幹部把有海外親屬的家庭當作階級敵人。據黨自己後來承認，一些土改隊把僑眷抓起來，用刑逼供，強迫他們寫信給海外親人，求他們匯錢贖人。沒有一畝地的家庭，僅僅因為收到僑匯就被劃為地主。在泉州，村幹部比僑眷更早知道匯款到了，隨即上門要求"做貢獻"。驚恐的僑眷紛紛寫信，請海外親人別再寄錢回來。

在電影裡，書信把愛帶過大海。在那些年裡，有些書信是在酷刑下寫成的贖金條。

這筆錢對北京至關重要。1956 年，主管僑務的廖承志抱怨僑匯大幅下滑，國家外匯快不夠用了。他說，國家一半的外匯來自僑匯等非貿易收入，而國家需要這些錢去援助朝鮮、越南、緬甸和柬埔寨。馬來亞錫礦工人和暹羅小店主的血汗錢，就這樣被轉化為向他們自己所在地區輸出革命的預算。

解決辦法來自莫斯科。設計中國僑匯券和華僑商店的官員後來說，靈感來自一個蘇聯先例：Torgsin（外匯商店）。烏克蘭人記住 Torgsin，只因為一件事：1932 至 1933 年大饑荒期間，飢餓的農民寫信給海外親屬，親屬寄來硬通貨，蘇聯國家把每一分外匯都截留下來，只給饑民 Torgsin 購物憑證，讓他們在國營商店裡買高價麵粉。人們拔下金牙去換麵包。

中國在自己的大饑荒中也運行了自己的版本。中央情報局 1961 年的一份評估估計，1960 年的僑匯約為 5500 萬美元，北京一邊催促海外華人多寄錢，一邊為支付進口糧食而焦頭爛額。許多海外華人改寄食品包裹。他們清楚現金會流向哪裡。

接著是文化大革命，那些曾經充當國家提款機的人，變成了國家的敵人。三萬多名歸僑、僑眷因為"海外關係"被打成"裡通外國分子"、"特務"或"反革命"。海外來信成了叛國證據。用來贍養年邁父母的僑匯，被指為"特務經費"。有一句口號把僑鄉稱為"特務聯合國"。

黨需要錢的時候，海外華人是提款機；黨需要敵人的時候，他們是特務。他們從來沒有被當作只是給阿嬤寫信的普通人。

東南亞說了"不"

東南亞是北京對海外華人的索求受到最嚴峻考驗的地方，也是這些索求失敗的地方。

1941 至 1942 年，日本的攻勢在幾個月內把英國人、荷蘭人和美國人逐出這一地區，粉碎了歐洲統治永恆不變的信念。日本佔領帶來了它自身的暴行。但 1945 年之後，東南亞各民族沒有坐等被交還給舊主人。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很快面臨第二場考驗：莫斯科和北京支持的武裝叛亂。

它們通過了考驗。

在馬來亞，馬來亞共產黨於 1948 年發動武裝叛亂。十二年後，叛亂被瓦解，馬來亞隨後組建了馬來西亞，一個獨立於共產主義陣營之外的主權國家。在新加坡，李光耀政府擊敗了滲透進工會、學校乃至其本黨內部的共產黨統一戰線，建成了亞洲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在泰國，泰國共產黨於 1965 年拿起武器，由一座北京支持的電臺為其廣播宣傳。曼谷在山區與之作戰，又在 1980 年以特赦令從政治上瓦解了它。到 1980 年代中期，遊擊隊員紛紛下山回家。

在印度尼西亞，賭注最大。到 1965 年，印尼共產黨號稱擁有約三百萬黨員，是共產主義陣營之外最大的共產黨，蘇加諾則宣揚"雅加達—北京軸心"。九三〇事件失敗後，這條軸心崩潰了。1967 年，紅衛兵衝砸了印尼駐北京大使館；雅加達中止了與北京的外交關係，直到 1990 年才恢復。

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成為北京的衛星國。共產主義宣傳告訴它們每一個，歷史站在革命一邊；它們每一個都證明了事實並非如此。這才是戰後東南亞的真實故事：擺脫歐洲統治的亞洲國家，拒絕用它去換取一個總部曾設在莫斯科的政黨的統治。

人質戰略

印尼的勝利伴隨著一場屠殺。1965 至 1966 年間，至少五十萬人遇害。其中許多人與共產黨毫無關係。印尼華人也在受害者之中，他們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們的鄰居已經被教會把他們看作北京的代理人。

是誰教的？是北京。而替北京坐在談判桌前的那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懂這門手藝。

在當上總理之前，周恩來在上海主持共產黨的秘密機關。這個機關按蘇聯方法建立，有線人網絡、秘密聯絡點、交通員和暗殺隊。1931 年，高級特工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一手建立的這個機關殺害了顧順章的家屬。這就是周恩來出身的學校。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長期把東南亞華人社會當作渠道。1930 年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時，共產國際代表胡志明在場。共產國際設在上海的機構負責在整個地區調度資金和交通員，直到 1931 年其負責人牛蘭（Hilaire Noulens）被捕。

1955 年萬隆會議上，同一個周恩來與印尼簽訂了雙重國籍條約。它給雅加達的信息令人安心：印尼華人必須選擇一種國籍，選擇印尼國籍的人就不再屬於中國。

每一個列寧主義政黨都是雙軌運行的：國家籤條約，黨管網絡。莫斯科在 1920 年代就把這一套做到了極致，它的外交部與各國政府簽訂協議，它的共產國際同時在顛覆這些政府。萬隆條約並沒有拆掉北京在印尼華人中的網絡，反而給這個網絡發了一本護照。此後十年，親北京的活動分子奪取了華文學校、報紙和社團，大使館在背後扶植他們。一個持印尼護照、學校董事會卻親北京的華人，正是統戰部門最想要的：法律上是本地人，政治上夠得著。

無論北京在九三〇之夜扮演了什麼角色，它對隨後發生的一切所負的責任都不取決於此。它已經用了十年時間，把數以百萬計的店主、教師和孩子塑造成了它的前哨部隊。屠殺開始後，它給出的只有電臺廣播和幾艘撤僑船。那些到了中國的人被安置在華僑農場，幾年之內，文化大革命就把他們當作特務審查。

北京的"保護"從來不是保護，而是誘餌。一個在大躍進中讓數千萬本國農民餓死的黨，從來不會把泗水的小店主看作消耗品以外的任何東西。活著並被信任時，海外華人是資金和人脈；活著卻被懷疑時，他們是除了北京無處可去的驚恐之人；死了，他們是"排華暴行"宣傳的素材；被接回國，他們是嫌疑犯。每一種結局都對黨有用。這就是"炮灰"的含義。

黨從未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付出代價的是別人。1965 年，他們付出的是生命。

張婉瑩一案運行的是同一套邏輯，只是規模更小。如果指控屬實，黨派遣一名入籍美國的公民，在美國領土上監視一個臺灣家庭，又在她被抓的那一刻與她撇清關係。代價並不落在中南海頭上，而是落在每一個華裔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工程師和學生身上，他們從此會被多看兩眼。黨製造猜疑，再把自己包裝成唯一的庇護所。而這個庇護所，從來都是一個陷阱。

不為任何部門而生

所以，必須把話說清楚。

沒有任何一個華裔孩子，無論生在曼谷還是檳城、泗水還是馬尼拉、溫哥華還是爾灣，或者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是為了替中國國家安全部效力而出生的。他們的祖輩乘著漏水的帆船橫渡南海，不是為了讓一個靠莫斯科經費起家的黨，有朝一日把他們的孫輩認領為自己的資產。

那些死在錫礦和橡膠園裡的勞工，那些把每一枚多餘硬幣都寄回家的小店主，對一個拷打他們家人勒索贖金、把他們的匯款挪去搞革命冒險、把他們的家書打成叛國罪證的政權，一無所欠。他們的後代欠得更少。

血統不是契約。血緣不是安全許可。姓氏不是招募表格。每一個拒絕北京索求的華裔，都不是在背叛自己的傳承，而是在從濫用它的人手中把它奪回來。

一個派外交官去電影院的政權

為什麼是現在？一個自稱世界崛起大國的國家，為什麼需要外交部和統戰部去推銷一部家庭劇的電影票？

因為更硬的影響力貨幣已經用完了。三十年來，北京不需要說服任何人，增長替它完成了說服。外國公司為市場而來，投資者為回報而來，海外華人企業家因為有錢可賺而來。

那個時代結束了。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外國投資流失，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一個再也無法提供繁榮的政權，只能退回到它僅剩的東西上：鄉愁、血統和愧疚。安徽那個區委統戰部把心裡話說了出來：組織觀影的目的，就是讓海外僑胞投身家鄉建設。七十年前，幹部守在僑眷門口等匯款單；七十年後，黨守在電影院出口，等的是同一筆錢。

強大的國家推廣電影，靠的是讓觀眾自己找到它。虛弱的國家才會派大使站在電影院大廳裡，讓黨校把學員整班帶進放映廳。當黨把一位阿嬤收到的情書變成一場外交加統戰的運動時，它是在承認自己已經沒有更好的東西可賣。上一次一個列寧主義國家如此賣力地把跨國的親情變成硬通貨，是 1932 年的莫斯科，那些商店叫 Torgsin。

那些書信從來不是寄給北京的

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群漂洋過海、在異鄉安身、用私人的忠誠養活家人的人。他們的犧牲屬於他們自己。它不需要共產黨來賦予意義，他們的後代也不需要北京來告訴他們自己是誰。

一個世紀前，布爾什維克示範了一個政治運動如何利用外國援助、秘密網絡和借來的忠誠奪取政權。他們的中國繼承人學會了這門手藝，奪得了一個國家，此後一直在操持這門老本行：好年景從僑民身上抽錢，壞年景把僑民打成叛徒，方便時從僑民中招募，被抓時與被招募者撇清關係。

這才是那些情書背後的真實歷史。一名來自爾灣的女子正面臨聯邦指控。北京的一個部門說從未聽說過她。而在整個東南亞，千百萬祖輩曾寫下那些書信的人，正再一次認定：他們對這個黨一無所欠。

他們是對的。那些書信是寄給阿嬤的，從來不是寄給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