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莹与共产党的老本行
张婉莹与共产党的老本行
洛杉矶机场的一次逮捕、一部被统战征用的"情书"电影,以及一个把海外华人当作提款机、掩护和炮灰的政权
作者:Fedor Vostin
一班没能登上的上海航班
10 月 4 日星期天,FBI 探员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拦下了一名 34 岁的加州尔湾房地产经纪人,当时她距离登上飞往上海的航班只剩几分钟。张婉莹(Wanying “Heather” Zhang),一名入籍美国公民,被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登记代理人行事。
根据 FBI 的宣誓书,张婉莹于 2025 年 6 月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间里,从一名中国政府官员那里接受了任务。2025 年 9 月,她前往西雅图地区,涉嫌拍摄一名年轻工程师及其家人的住宅和车辆,并通过微信把照片、视频和车牌号码发给她的上线。美国执法消息人士指出,目标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与。台湾总统府称这是一起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件。
此案将进入司法程序,在判决之前,张婉莹依法被推定无罪。但这个故事中有一部分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已经尘埃落定,而且答案不是来自华盛顿。
10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此事。他说自己不了解相关情况,并称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
没有犹豫,没有好奇,只有一扇门关上的声音。无论张婉莹是谁,她被指控为之效力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再认识她的名字。
同一个部门,同一年
同一个外交部,今年还忙于一项截然不同的任务。
7 月 6 日,它邀请了来自 74 个驻华使馆的约 150 名外交官观看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小成本剧情片,讲的是"侨批",即当年在东南亚谋生的移民寄回华南家乡的书信与汇款。片中,一位泰国女子用十八年时间不断写信、寄钱给中国的一位阿嬷,让老人始终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不在人世。这部电影于 4 月 30 日上映,票房已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
一位外交部部长助理对在场的外交官说,希望他们通过这部电影更好地读懂中国。中国驻外大使在吉隆坡和马尼拉主持了首映。在马尼拉,大使说这部电影能让观众看到"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
在国内,这台机器运转得更加直白。在安徽,一个区委统战部组织归侨侨眷集体观影,其公开表述的目的之一,是团结引领海外侨胞主动投身家乡建设。在湖南,一所市委党校组织整个春季主体班去电影院,要求学员"从统战视角"感悟影片。全国各地的侨联、党支部和国有单位成批包场。
无论创作者的初衷是什么,党已经把这部电影变成了一件统战工具。在同一年里,同一个外交部做了两件事:它与一名被控为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女子撇清关系;它又大张旗鼓地说服东南亚移民的孙辈相信,他们祖辈的书信说到底是写给北京的。
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它们是同一门行当的两只手。
老本行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它于 1921 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金支持下成立,而共产国际正是莫斯科输出革命的机构。它的第一项任务不是赢得选票,而是建立效忠于一个外国总部的秘密网络。
这套方法早已在俄国验证过。1917 年,列宁在德国协助下穿越战时德国,因为柏林算过账:一个布尔什维克到了彼得格勒,抵得上一个陆军师。此后,布尔什维克建立起定义苏联统治的整套机器:地下支部、政治警察、对外情报、外围组织,以及把每一种人际关系都视为潜在控制渠道的习惯。
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任何一个省份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这门手艺。渗透、统战,在海外培植同情者,这些都不是它性格的扭曲,而就是它的性格本身。张婉莹被指控执行的任务,不是这个党历史的偏离,而是这部历史中的一页。
党对那些书信做了什么
电影把侨批讲成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党自己的档案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金钱与恐惧的故事。
1950 年代初的土改中,广东、福建侨乡的干部把有海外亲属的家庭当作阶级敌人。据党自己后来承认,一些土改队把侨眷抓起来,用刑逼供,强迫他们写信给海外亲人,求他们汇钱赎人。没有一亩地的家庭,仅仅因为收到侨汇就被划为地主。在泉州,村干部比侨眷更早知道汇款到了,随即上门要求"做贡献"。惊恐的侨眷纷纷写信,请海外亲人别再寄钱回来。
在电影里,书信把爱带过大海。在那些年里,有些书信是在酷刑下写成的赎金条。
这笔钱对北京至关重要。1956 年,主管侨务的廖承志抱怨侨汇大幅下滑,国家外汇快不够用了。他说,国家一半的外汇来自侨汇等非贸易收入,而国家需要这些钱去援助朝鲜、越南、缅甸和柬埔寨。马来亚锡矿工人和暹罗小店主的血汗钱,就这样被转化为向他们自己所在地区输出革命的预算。
解决办法来自莫斯科。设计中国侨汇券和华侨商店的官员后来说,灵感来自一个苏联先例:Torgsin(外汇商店)。乌克兰人记住 Torgsin,只因为一件事:1932 至 1933 年大饥荒期间,饥饿的农民写信给海外亲属,亲属寄来硬通货,苏联国家把每一分外汇都截留下来,只给饥民 Torgsin 购物凭证,让他们在国营商店里买高价面粉。人们拔下金牙去换面包。
中国在自己的大饥荒中也运行了自己的版本。中央情报局 1961 年的一份评估估计,1960 年的侨汇约为 5500 万美元,北京一边催促海外华人多寄钱,一边为支付进口粮食而焦头烂额。许多海外华人改寄食品包裹。他们清楚现金会流向哪里。
接着是文化大革命,那些曾经充当国家提款机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三万多名归侨、侨眷因为"海外关系"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特务"或"反革命"。海外来信成了叛国证据。用来赡养年迈父母的侨汇,被指为"特务经费"。有一句口号把侨乡称为"特务联合国"。
党需要钱的时候,海外华人是提款机;党需要敌人的时候,他们是特务。他们从来没有被当作只是给阿嬷写信的普通人。
东南亚说了"不"
东南亚是北京对海外华人的索求受到最严峻考验的地方,也是这些索求失败的地方。
1941 至 1942 年,日本的攻势在几个月内把英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逐出这一地区,粉碎了欧洲统治永恒不变的信念。日本占领带来了它自身的暴行。但 1945 年之后,东南亚各民族没有坐等被交还给旧主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很快面临第二场考验:莫斯科和北京支持的武装叛乱。
它们通过了考验。
在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于 1948 年发动武装叛乱。十二年后,叛乱被瓦解,马来亚随后组建了马来西亚,一个独立于共产主义阵营之外的主权国家。在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击败了渗透进工会、学校乃至其本党内部的共产党统一战线,建成了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泰国,泰国共产党于 1965 年拿起武器,由一座北京支持的电台为其广播宣传。曼谷在山区与之作战,又在 1980 年以特赦令从政治上瓦解了它。到 1980 年代中期,游击队员纷纷下山回家。
在印度尼西亚,赌注最大。到 1965 年,印尼共产党号称拥有约三百万党员,是共产主义阵营之外最大的共产党,苏加诺则宣扬"雅加达—北京轴心"。九三〇事件失败后,这条轴心崩溃了。1967 年,红卫兵冲砸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雅加达中止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直到 1990 年才恢复。
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成为北京的卫星国。共产主义宣传告诉它们每一个,历史站在革命一边;它们每一个都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这才是战后东南亚的真实故事:摆脱欧洲统治的亚洲国家,拒绝用它去换取一个总部曾设在莫斯科的政党的统治。
人质战略
印尼的胜利伴随着一场屠杀。1965 至 1966 年间,至少五十万人遇害。其中许多人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印尼华人也在受害者之中,他们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的邻居已经被教会把他们看作北京的代理人。
是谁教的?是北京。而替北京坐在谈判桌前的那个人,比任何人都更懂这门手艺。
在当上总理之前,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共产党的秘密机关。这个机关按苏联方法建立,有线人网络、秘密联络点、交通员和暗杀队。1931 年,高级特工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一手建立的这个机关杀害了顾顺章的家属。这就是周恩来出身的学校。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长期把东南亚华人社会当作渠道。1930 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时,共产国际代表胡志明在场。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机构负责在整个地区调度资金和交通员,直到 1931 年其负责人牛兰(Hilaire Noulens)被捕。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同一个周恩来与印尼签订了双重国籍条约。它给雅加达的信息令人安心:印尼华人必须选择一种国籍,选择印尼国籍的人就不再属于中国。
每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都是双轨运行的:国家签条约,党管网络。莫斯科在 1920 年代就把这一套做到了极致,它的外交部与各国政府签订协议,它的共产国际同时在颠覆这些政府。万隆条约并没有拆掉北京在印尼华人中的网络,反而给这个网络发了一本护照。此后十年,亲北京的活动分子夺取了华文学校、报纸和社团,大使馆在背后扶植他们。一个持印尼护照、学校董事会却亲北京的华人,正是统战部门最想要的:法律上是本地人,政治上够得着。
无论北京在九三〇之夜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对随后发生的一切所负的责任都不取决于此。它已经用了十年时间,把数以百万计的店主、教师和孩子塑造成了它的前哨部队。屠杀开始后,它给出的只有电台广播和几艘撤侨船。那些到了中国的人被安置在华侨农场,几年之内,文化大革命就把他们当作特务审查。
北京的"保护"从来不是保护,而是诱饵。一个在大跃进中让数千万本国农民饿死的党,从来不会把泗水的小店主看作消耗品以外的任何东西。活着并被信任时,海外华人是资金和人脉;活着却被怀疑时,他们是除了北京无处可去的惊恐之人;死了,他们是"排华暴行"宣传的素材;被接回国,他们是嫌疑犯。每一种结局都对党有用。这就是"炮灰"的含义。
党从未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付出代价的是别人。1965 年,他们付出的是生命。
张婉莹一案运行的是同一套逻辑,只是规模更小。如果指控属实,党派遣一名入籍美国的公民,在美国领土上监视一个台湾家庭,又在她被抓的那一刻与她撇清关系。代价并不落在中南海头上,而是落在每一个华裔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工程师和学生身上,他们从此会被多看两眼。党制造猜疑,再把自己包装成唯一的庇护所。而这个庇护所,从来都是一个陷阱。
不为任何部门而生
所以,必须把话说清楚。
没有任何一个华裔孩子,无论生在曼谷还是槟城、泗水还是马尼拉、温哥华还是尔湾,或者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是为了替中国国家安全部效力而出生的。他们的祖辈乘着漏水的帆船横渡南海,不是为了让一个靠莫斯科经费起家的党,有朝一日把他们的孙辈认领为自己的资产。
那些死在锡矿和橡胶园里的劳工,那些把每一枚多余硬币都寄回家的小店主,对一个拷打他们家人勒索赎金、把他们的汇款挪去搞革命冒险、把他们的家书打成叛国罪证的政权,一无所欠。他们的后代欠得更少。
血统不是契约。血缘不是安全许可。姓氏不是招募表格。每一个拒绝北京索求的华裔,都不是在背叛自己的传承,而是在从滥用它的人手中把它夺回来。
一个派外交官去电影院的政权
为什么是现在?一个自称世界崛起大国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外交部和统战部去推销一部家庭剧的电影票?
因为更硬的影响力货币已经用完了。三十年来,北京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增长替它完成了说服。外国公司为市场而来,投资者为回报而来,海外华人企业家因为有钱可赚而来。
那个时代结束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外国投资流失,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一个再也无法提供繁荣的政权,只能退回到它仅剩的东西上:乡愁、血统和愧疚。安徽那个区委统战部把心里话说了出来:组织观影的目的,就是让海外侨胞投身家乡建设。七十年前,干部守在侨眷门口等汇款单;七十年后,党守在电影院出口,等的是同一笔钱。
强大的国家推广电影,靠的是让观众自己找到它。虚弱的国家才会派大使站在电影院大厅里,让党校把学员整班带进放映厅。当党把一位阿嬷收到的情书变成一场外交加统战的运动时,它是在承认自己已经没有更好的东西可卖。上一次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如此卖力地把跨国的亲情变成硬通货,是 1932 年的莫斯科,那些商店叫 Torgsin。
那些书信从来不是寄给北京的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漂洋过海、在异乡安身、用私人的忠诚养活家人的人。他们的牺牲属于他们自己。它不需要共产党来赋予意义,他们的后代也不需要北京来告诉他们自己是谁。
一个世纪前,布尔什维克示范了一个政治运动如何利用外国援助、秘密网络和借来的忠诚夺取政权。他们的中国继承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夺得了一个国家,此后一直在操持这门老本行:好年景从侨民身上抽钱,坏年景把侨民打成叛徒,方便时从侨民中招募,被抓时与被招募者撇清关系。
这才是那些情书背后的真实历史。一名来自尔湾的女子正面临联邦指控。北京的一个部门说从未听说过她。而在整个东南亚,千百万祖辈曾写下那些书信的人,正再一次认定:他们对这个党一无所欠。
他们是对的。那些书信是寄给阿嬷的,从来不是寄给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