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反复在问同一个问题。共产党从不改变答案。
困在一套正在死去的共产主义体制里的中国共产党
有一句流行的话：命运会不断给你同一场考试，直到你交出不一样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用了将近一百年，证明的却是反面。它更换盟友、领导人和口号，却一再回到同样的错误。问题不是机会不够。问题是这套政治制度容不下那些机会所要求的答案。
第一次考验：苏联
19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打下工业底子，派来工程师，提供技术、设备、贷款，并协助重大工业项目。
毛泽东抓住这次机会，把成绩说成共产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然后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
农民被赶进人民公社，官员编造产量，政府继续从已经在挨饿的地方收粮。结果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许多人口研究估计，死亡人数达到数千万人。这主要是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灾难，不是自然灾害。
与此同时，苏联在重新计算国际革命的代价。赫鲁晓夫想同西方和平共处，也越来越不愿意为毛泽东的野心承担财政和军事风险。
毛泽东要苏联的支持，不要苏联的约束。分歧升级之后，莫斯科在1960年撤走专家，同盟瓦解。
苏联提供过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毛泽东的政府摧毁了自己的经济，现在最主要的共产主义伙伴也走了。
接下来是什么？
不是诚实面对这场灾难，而是又一场政治运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政策失败和领导层的争执，变成意识形态背叛的指控。
党没有通过经济这一关。它的回应，是迫害那些可能挑战它权威的人。
第二次考验：美国
毛泽东死后，历史又给了共产党一次机会。这一次来自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改革、外国投资、美国技术，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改变了中国经济。党享受了几十年繁荣。这笔繁荣，有一部分正是靠它自己的革命体制曾经压制过的经济自由得来的。
它再次把成绩说成共产主义优越性的证明。
然后是习近平。
习近平集中政治权力，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加强党对企业、机构和公共信息的控制。
2019年12月，李文亮医生向同事警告一种不寻常的肺炎。当局以散布谣言训诫他。他后来感染新冠，去世了。
这并不只是下级向无辜的上级隐瞒信息。党的领导层建成的等级是这样的：保护政治权威，优先于不方便的事实。上级要求服从，下级执行服从，谁搅乱官方说法，体制就惩罚谁。
问题不是体制失灵。问题是体制按照自己的政治激励，正常地运转了。
随后，中国承受了三年代价越来越高的疫情限制，直到政府在2022年12月突然放弃了清零政策的很大一部分。
大饥荒和疫情是不同的灾难，制度上的失败却很熟悉：政治权威一旦绑在一项政策上，纠正这项政策就变成危险的事。
毛泽东时期，官员为灾难性的农业政策辩护。习近平时期，官员执行代价越来越高的疫情限制。两种情形里，保住党的权威，都可以比承认现实更重要。
同一种政治反射
国际格局十分醒目。
先是苏联帮助北京工业化。然后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经济灾难，同莫斯科的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随之而来。
几十年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帮助中国富裕起来。然后是政治权力重新集中、经济困难、三年疫情管控，以及同华盛顿越来越严重的对抗。
贸易战从2018年开始。竞争扩大到技术和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北京加强了同莫斯科的关系，甚至在俄罗斯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仍然如此。
苏联和美国在中国的发展里扮演的角色不同，两次外交破裂的原因也不同。可党一再面对同一个矛盾：它要国际合作带来的经济好处，又坚持自己的政治权威不能受到有效挑战。
当这个矛盾变得昂贵，党的回应不是交出政治控制。它要求更多纪律、更多安全、更多服从。
下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一场权威危机的回答。在那之前，是多年的经济灾难和政治冲突。
今天，中国再次面对经济压力、同一个主要经济伙伴的关系恶化，以及集中在一处的领导权力。
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不需要红卫兵，也不需要公开的批斗大会。数字监控、审查、政治调查和行政处罚，提供了别的办法来强制思想一致。
另一场运动会不会达到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仍然不能确定。可底下的制度危险并没有消失。
党很难承认，它对权力的垄断本身就是一再失败的来源。每一次重大错误都变成忠诚考验，每一次试图纠正，都可能变成对权威的挑战。
所以，用习近平换下毛泽东，用美国市场换下苏联援助，用经济承诺换下革命口号，都没有解决这个核心矛盾。
一套把自己的权威当成不可质疑的政治制度，无法稳定地从挑战这种权威的证据里学习。
下一个来救共产党的是谁？
苏联帮助共产中国打下工业底子。毛泽东糟蹋了这次机会的很大一部分，同盟也随之崩塌。
后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把中国经济从毛主义留下的后果里拉了出来。党把繁荣说成自己的成绩，然后越来越同那个使繁荣成为可能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
历史反复给共产党改变的机会。它反复保护的，却是自己的政治垄断。
命运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共产党一直在给同一个答案。
它同苏联决裂了。美国帮它活了下来。现在北京把美国得罪了，下一个来救中国共产党的是谁？
外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