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境外投資管制背後的三重恐懼

為什麼共產黨害怕失去財富、資助自己的反對者，以及變得不再重要

2026年10月，北京又公佈了一套境外投資管理規定。新規明確將大陸居民個人在境外設立公司、取得海外資產，以及通過其控制的境外企業進行再投資等活動，納入監管體系。

官方把這套規定描述為又一次有序的經濟管理改革。但如果把它放進過去二十年的投資監管擴張、中國日益緊張的財政環境，以及一段北京有充分理由記住的歷史中，事情就有趣得多。

中國共產黨有三個理由害怕海外的獨立財富：它失去了對金錢的支配，金錢可能資助政治反對者，而財富的主人可能發現，自己已經不再需要共產黨。

這三種恐懼彼此相關，卻並不相同。

第一重恐懼：錢需要留在國內

相關法律的演變值得關注。

2005年，75號文建立了針對大陸居民控制的境外融資架構的登記要求。2014年，37號文調整了這一制度，將部分境外資產與權益納入其中。2017年的規定則繼續對企業境外投資實施行政監管。

決定性的變化出現在2026年。7月，一部新的國務院行政法規開始施行。10月，新的配套管理辦法公佈，將大陸居民個人及境外再投資更明確地納入管理框架。

這些年間，有些行政程序確實得到簡化。但一個根本原則始終沒有消失：國家保留對資本跨境流動和境外所有權關係的監管權力。

在全球化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安排與經濟擴張同時存在。外國資本能夠進入中國，中國企業能夠進入國際市場，境外融資架構服務於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

如今，財政環境已經不同。

持續的房地產下行損害了地方政府財政。曾經作為重要公共收入來源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萎縮。2025年，全國財政收入下降1.7%，地方土地出讓收入下降14.7%。2026年前九個月，土地出讓收入又同比下降27.9%。

一個政府不需要已經破產，才會越來越在意自己掌握的財政資源。只要過去可靠的收入來源不斷衰退，而需要承擔的義務仍然持續增加，就足以產生這種壓力。

資本離開其管轄範圍，意味著能夠直接施加影響的資源減少。

這是第一重恐懼。

第二重恐懼：這些錢可能資助下一個孫中山

清廷曾經遇到過一個所有中央集權政府都應該理解的問題：在境內壓制政治反對者，並不等於能夠消滅他們在境外組織活動的能力。

19世紀90年代開始，孫中山在夏威夷、北美、東南亞和日本的海外華人社區籌集資金。商人、工人、親屬和政治支持者共同資助了一場清廷難以依靠境內鎮壓徹底消滅的反對運動。

他們的經濟獨立非常重要。資金在帝國直接行政控制範圍之外賺取和保存，其擁有者可以自行決定支持什麼政治事業。

共產黨自身的歷史也使它有理由理解這種網絡的重要性。在掌握國家權力之前，它的政治組織依靠革命活動、列寧主義組織模式和外部支持逐漸發展起來。

它明白政治運動不僅需要思想，還需要金錢、通信、機構，以及能夠共同工作的人。

現在設想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在海外建立公司，積累大量財富，並形成國際關係網絡。

今天，他可能對政治毫無興趣。但是十年以後，同一個人可能資助獨立報紙、支持公民社會機構，或者為政治反對運動提供資金。

任何國家都無法提前準確預測他的決定。

因此，一個不願容忍獨立政治競爭的體制，有動力繼續關注那些可能支持未來政治競爭的經濟資源。

這是第二重恐懼。

第三重恐懼：財富的主人不再需要共產黨

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它甚至不需要任何革命意圖。

設想一個人在境外成立公司，開發出成功的產品，從國際客戶那裡獲得收入，最終實現經濟獨立。

這樣的人可能不再需要依靠大陸的僱主、國內投資者、地方政府關係，或者中國境內市場。

他完全可以不反對共產黨。

他甚至可能只是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向共產黨請求。

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一個威權政治組織可以通過審查、行政壓力和對境內機構的控制來應對政治反對力量。但是，一個已經實現經濟獨立、並且主要在這些機構之外活動的人，就更難受到同樣機制的影響。

經濟選擇的自由，可以轉化為自由結社的能力。自由結社能夠支持獨立機構，而獨立機構可以不依賴執政黨的許可存在。

至此，境外投資的爭論便成為政治權力的爭論。

第一重恐懼涉及國家可能失去的資源。

第二重恐懼涉及這些資源可能支持的政治組織。

第三重恐懼則涉及依賴關係本身的瓦解。

一個政府失去一筆投資，依然可以保持強大。它可以面對一個政治反對組織，嘗試將其壓制。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依靠它的庇護、監管和認可，就能建立成功的生活時，更深刻的變化便會發生：它對這些人選擇的影響力開始下降。

因此，共產黨的境外投資管制，可以被理解為財政壓力之外的一場更長期的鬥爭：政治權力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跨越國境繼續追隨個人、資本與獨立企業。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實現經濟獨立，可能僅僅意味著有能力選擇在哪裡生活、創造什麼，以及支持誰。

但對於一個習慣了政治最高權力的政黨來說，這種獨立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如果人們不再需要它的許可，會發生什麼？

第一重恐懼，是失去財富。第二重恐懼，是財富可能資助什麼。第三重恐懼，是財富的主人發現，自己已經不再需要共產黨。